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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区才能叫做智慧社区？ 

苏宁作为一个涵盖智慧零售、智慧地产、智慧金融多位一体的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提出建议：政企共建智慧社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对“新基建”的概念和内涵作出界定：“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其中，融合基础设施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发改委表示，未来将统筹推进更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项目建设，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

智慧社区在近年来已逐渐引起各界的关注。早在2014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而智慧社区的建设，正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将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意见强调，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新模式。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已有长足进步，并涌现了一批智慧社区建设企业。今年年初，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各大城市普遍启动了严格的基层社区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真正迎来大考。但由于在大多数城市智慧社区发展尚处起步阶段，覆盖范围小且技术设施和管理不足，导致疫情期间产生管理效率不高、服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要真正实现智慧社区的有效落地，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还有以下几个痛点需要解决。

“网格化管理”模式面临的困难问题

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咨询基层工作人员，发现在我国网格化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由于工作局限，笔者所接触的“网格化管理”工作情况，主要应用于城市社区之中，因此本文的讨论范围，默认为城市社区）：

一是各网格间存在区域差异 。由于“网格化管理”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经验，很多地区在运行和推广的过程中都不能因地制宜、机动灵活地有序合理实施，加上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政府的过多干预、组织形式上行政色彩浓厚，难免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或特大城市地域面积大，人口众多，居民成分复杂，社会组织多元，城市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及郊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群体结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均存在很大差异，社会治理任务艰巨，各区域在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一般很难照顾到区域自身特点。

二是网格化管理目标存在偏差。网格化管理过于强调信息技术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一定程度忽略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核心目标。过于寻求工具性方法的创新应用，简单呆板的管控，给推进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工作带来了负面效应，使网格化管理的工作重心集中于维稳、计生、办证等琐事上。

三是基层筹资渠道有限。网格化管理不仅需要硬件投入，如购置相关设备、建设网络等，而且社区自身的党建、治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文体活动、设备维护、雇佣人员及培训等诸多工作均需要配套资金支持，但基层尤其是社区一级自身筹资能力有限，各个城市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状况各异，缺乏有效的经费筹资机制，筹资渠道单一，当前网格化管理的资金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社区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的赞助及社区自身收入和积累在资金来源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这势必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四是激励机制不完善。网格化管理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达到对资源的优化、整合、共享，从而提高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在实际的网格化管理中，由于激励机制不健全，仅依靠行政命令和简单宣传，无法充分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随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年龄趋于年轻化，一些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热情不高、信心不足，使他们难以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进而使整个网格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