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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社区的要素有哪些？

基于国家在“新基建”层面的指导，智慧社区的建设将受到关注并提上议程。一方面，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新基建”中不可或缺的建设环节。另一方面，智慧社区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战略，也是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创新模式。

为了鼓励和推动智慧社区发展，更好地提升我国智慧社区建设水平，将社区管理融入社会体系，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政企共建顶层设计、建立全场景服务管理体制、构建一小时生活圈等方面入手，将智慧社区发展成为政务高效、服务便捷、管理睿智、生活智能的社区新形态。

一、政企合作，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

在城市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政府与智慧社区建设相关企业加强合作，推动政府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系统性规划。以此规划作为基础，充分挖掘配套服务资源，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配套服务生活圈，如社区养老、社区医疗、智慧教育、社区政务、社区购物、社区物流等。

同时，将智慧社区管理，纳入社会服务体系，与政务服务、治安管理、城市管理等服务相连接。正如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已有互联网企业尝试并率先开放社区管理平台系统，进行社区出入人员的监测管理，高效推动政府与智慧社区的协同管理和发展。

二、提升智慧社区基础配套，建立全场景运营服务体系

尽管在互联网、移动通讯、AI、大数据等技术支撑下，智慧社区技术水平已有快速发展，但多主体下的产品开发，仍然难以实现标准统一，互相兼容。建议在智慧社区系统化统筹下，着力推动各产业智能化标准的统一。在“新基建”的规划指导下，完善政策环境，创新相关体制机制，支持构建多元化的示范和应用场景，加强前瞻性、引导性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夯实发展基础。

当前“网格化管理”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建议

近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城市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其中，以数字城市建设、政府社会治理的技术化和城市管理体制变革为核心的“网格化管理”治理方式已经逐步在全国推广。虽然“网格化管理”虽然已被政界和城市管理界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略，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一、“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由来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在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总体性社会”治理结构。“国家—单位—个人”模式是一种纵向联结动员和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实施社会动员和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在这种机制之下，城市“社会管理”问题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因为单位制度凭借其“合一性”特点，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封闭堡垒。以政府机关和企事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始终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大量的社会事务基本上都由单位自己办理，形成了“单位办社会”的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支配下，延续了30多年的单位制度开始发生变革。在一系列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推动下，以单位为核心的“蜂巢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在单位之外出现了庞大的“自由职业者”和“非正规就业群体”。单位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而遭到批判和抛弃，长期居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联结纽带”—“单位”开始走向消解。政府城市管理的压力空前加大。面对压力，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方法和管理运行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实现由“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变。网格化管理正是作为城市治理的一种创新方法应运而生的。

二、“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运行情况

当前，中国大部分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是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在管理辖区内，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划分单元网格，建立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对城市部件、事件实施管理，实现市、区、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推行网格化管理，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责权利不明的种种弊端，将资源重新整合，进一步下放事权，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网格化”的核心并非仅仅是增加一级更小的基层管理单元，而是改写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构造。伴随着城市管理的复杂化及任务量的加大，使得行政科层体系面临巨大的管理压力，不得不主动努力推动自身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网格化主要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从而在“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到2005年后，网格化治理术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网格化治理开始与以“维稳”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扩展到党的建设、工会、妇联等领域，并延及其他行业的管理，“网格”开始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层级而发挥作用。